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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日期:2010年01月31日19:32 点击数:

    第三,目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苗头,势必将会危及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我国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建设人才的地方,聚集的是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学子。他们肩负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高校生产的“产品”不光是学得一身常识,更重要的是“三观”的培养。工厂生产有瑕疵的产品可以回炉再造,而高校一旦培养出有政治问题的批量“产品”,则会长久地影响,甚至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可见,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可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随着我国教育中实际存在的产业化的倾向和做法,我国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已经在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据中国思想政治研究会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员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到60,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的达到37.2。这要引起咱们的高度重视。
    (1)在经理教材“硬件”上,我国高校出现一种盲目引进、重用西方文科教材和“洋”学者的现象。在这方面,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总经理就这方面作过深刻的揭露。他说: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规定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等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有些留学西方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海归”派人士没有经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就直接被高薪、高位聘请进高校经理队伍、研究队伍和领导队伍。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担忧和值得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这些未加以科学评论的经济学原版教材和“海归”经济学学者的原汁原味的研究先容、课堂宣讲严重渗透进我国青年大员工的头脑中,然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挤出高校课程之列,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挤出员工头脑。
    (2)在教学科研“App”上,我国高校出现重者在讲坛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言论,轻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或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不作为的状况。前者是指高校总经理在自己的课堂上、高校聘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在校园讲坛上大放厥词,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譬如,《光明日报》2000年3月29日刊登了《一位研究生关于高校思想阵地问题的来信》,该信反映和批评了个别人借给大员工作学术讲座、报告为名,在青年员工中散布西方腐朽思想,散布违反改革开放政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一些知名高校、甚至党校竞相邀请“要在马克思主义棺材上钉上最后一个钉子”的反共学者张五常给自己的员工、学员演讲;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某人竟然在讲授“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公共政治课上,不负责任地扭曲历史事实,为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后者是指有价值取向问题的高校经理在教学中重现实功利、轻理想信念教育。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经理在教学中经常偏离正确方向,采取疏远政治、迁就落后、哗众取宠。譬如,北京某名校某总经理在“两课”硕士班上为取悦员工,居然问员工想听正统还是非正统的政治理论内容。当然,这位总经理要讲的所谓非正统政治理论到底是什么货色,则是不问可知的。

    第四,西方凭借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大肆推行的“知识殖民主义”,在蚕食着咱们党的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西方历来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以输出其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苏东得手后,更深谙知识渗透与意识形态浸润的重要性、长期性和渐进性,更注意依托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借助经济全球化这一载体,对我国进行“知识殖民”,企图慢慢消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期开出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之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在其抛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有过一段对社会主义苏联如何搞“和平演变”战略阴谋的“精彩讲话”。他说:“咱们在苏联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后,应该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东西……咱们应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文学、戏剧和影片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咱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撑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咱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1年专为对付中国制订的《十条诫令》,经过不断的修订,越来越形成一个系统的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武器。它正在利用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等方式,企图逐渐诱导,并全面动摇和偷换作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精神支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内容。

    为此,西方通过国内一些“代理商”极力推崇一种旨在瓦解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知识。西方消费主义,表面上看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但细究它的本质,它是从属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是想通过持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社会形态的主流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都密切联系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所以,接受了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认同了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西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就意味着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鉴别力和抵御力的瓦解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背离。西方消费主义,能把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在无形之中,不易被常人觉察,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西方倚仗其雄厚经济和发达科技,通过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将其意识形态向我国四处传播。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表面看似中立、平等、互利的“殖民”中,可以不知不觉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们以贸易自由化为掩护,以我国改革开放为可乘之机,依靠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和好莱坞、迪斯尼等手段和产品,全方位地侵入我国知识市场,通过知识渗透,达到实施和平演变之目的。有三方面的情况充分显示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知识霸权”:一是互联网由美国人发明、建立和掌控,它在全世界有13个顶级服务器,其中10个设在美国,两个设在西欧,一个设在日本。由它们分配和掌控网络资源。二是在互联网上,美国所控制的英语信息量占90,法国控制的法语信息量占5,而其他语系所控制的信息合计才占5;三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是英语84,德语4.5,日语3.1和法语1.8,共占93.4。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已成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思想、知识的全球传播体系,成了它们进行知识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强大工具。在西方利用这种强势持久强化地传递其价值观的“磁场”中,还处于信息传播弱势的我国的一些受众群体,久而久之就会由于西方知识信号反复、持久的心理刺激而对西方知识理念、价值观念产生由亲近感、信任感而最后达到认同感。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它会渐渐地消磨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松动中华民族的知识根基,坍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时兴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大规模阶级报复和确立全球统治地位的主要工具。新自由主义作为由华盛顿掌控的一场全球赌博,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止境的压榨和剥削,意味着强者成为唯一赢家的绝对自由。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和学者已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但是这些批判的重点往往在经济领域,而缺乏深刻、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
 
    其实,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系统批判,但目前咱们在批判其经济性方面,也缺乏应有的阶级分析。要看到,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金融领域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而是造成这些因素背后的思想,包括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以及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极力宣传推行所谓能福祉于全人类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目的。
 
    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开始深深地侵入中国的肌体:(1)西方为咱们培养了一大批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商”——“海归派”中“亲美”人士。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占据着高校、政府、报刊资讯出版、研究等相关机构的关键职位,然后可能会利用其地位、权力和影响为新自由主义作义务宣传。(2)新自由主义毒素已慢慢侵入到社会政治层面,国家的某些政策、政府和企业的某些决策明显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的后果,可能是难以预料的。(3)新自由主义毒素也已渗透到社会公众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与国内的影视媒体、互联网、资讯、文艺、广告等载体的助推下,日甚一日地影响着人们尤其青少年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之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
 
    第六,“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等现象不仅导致“实用主义”盛行,而且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引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日益突出,这势必造成“实用主义”做法大行其道,有些人甚至还铿锵有词地说这叫“实事求是”。

    “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实用主义”都是中了西方“和平演变”圈套的结果。西方的御用文人亨廷顿、贝尔和吉登斯撰写的《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终结》和《第三条道路》,在学术思想界和社会生活领域里掀起了一股“终结意识形态”的思潮。非常明显,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其别有用心的政治口号,旨在以此为幌子要终结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输出并加强自己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扫除障碍。可是,我国有些糊涂人就是心甘情愿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主张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与西方接轨、与美国接轨而羞谈、耻谈意识形态,生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外资的引进、贸易的自由和自己官职的升迁。这种堕入了“思想陷阱”的做法合了西方的意,伤了社会主义的筋。
    事实上,西方亡我不死之心的“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再强调说:“在宣传上花1个美金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金。”尼克松说得更是一针见血:“如果咱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咱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知识交流将毫无意义。”1991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题为《自由中国电台计划在讨论中》的报道更坦率地说:“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解体,美国指望运用国际广播在冷战时期的成功经验,攻破中国的共产主义堡垒。” 1997年4月17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乔治·威尔的《该轮到中国了》的文章说,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颠覆中国政权。文章主张把交往和竞争结合起来,以加速中国的解体。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有句看似总结性的话,他说:“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或者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

    在西方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渗透的时候,我国有些人却别有用心地寻找他们主张“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实用主义”的思想理论根据。这些人基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政治功利化的逆反心理,基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崇尚,基于对自己集团利益的维护,总是企图曲解领导同志,针对特殊情况的只言片语,来为其错误主张辩护和障目。殊不知,语言是不能脱离一定语境的,无视特定的时间、条件、地点(场合)等环境的变化,硬将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基于国家整体与长远利益、基于外交艺术的考虑而“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上升到思想政治取向的高度,并把这种做法“内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而贯彻实施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中。这种“实用主义”势必会危及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危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历史证明,国家利益从来是不会与其价值观相分离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在谈到冷战时期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时,这样写道:“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在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依然如故,在中亚搞的“颜色革命”就是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针对其危害性,胡锦涛总书记于2004年5月28日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用主义倾向特别令人担心,而实用主义往往掉进虚无主义的泥坑。虚无主义实质上就是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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